金融危机爆发让原本处于微利状态的低端制造业脆弱的平衡被打破,产业水平低下的问题一夜之间暴露无遗。提升产业档次,促进产业升级成了当前很多地方政府解决当前困局的重要药方。 

　　然而,现实情况是,在危机影响下,生存成了企业最重要的事情。产业升级难以一蹴而就,将有限的资源用于维持生存还是投入到产业升级的运动之中,成了很多企业困难的选择。对地方政府而言,产业转型也面临着成功则皆大欢喜,失败则陷入产业空心化的尴尬。因此,多一点耐心扶持企业升级可能是政府更为重要的工作。

　　“政府就是要陶瓷企业倒闭、关门啊。”面对记者的提问,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秘书长尹虹颇为无奈地回答。让尹虹感到无奈的是目前佛山市政府大力推动的陶瓷产业总部基地发展。他告诉记者,现在陶瓷行业受到房地产市场下滑的影响,处境艰难。现在市政府提出的淘汰落后陶瓷产能的产业政策,对行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据了解,按照佛山市政府产业调整要求,该市80%至90%的陶瓷企业将面临外迁,其中221家建陶企业被列入搬迁或淘汰对象,涉及企业须在今年底基本完成搬迁任务,2009年底前全面完成搬迁淘汰任务。而企业搬迁、产品升级则意味着大量的资金投入。

　　近年来“总部经济”一词不时出现于媒体报端,成为一些地方政府推进当地经济升级换代的主要方向,毗邻广州的佛山对此也兴趣盎然。尽管无论区位优势,还是经济规模和经济总量,佛山市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差距都不小,但是这丝毫没有减弱佛山市发展总部经济的雄心。

　　根据佛山市政府今年7月出台的有关经济发展规划,佛山市未来将依托家用电器、陶瓷、铝型材、不锈钢等产业的行业优势,“打造世界级的白色家电之都、平板液晶显示产业基地、陶瓷之都”。其中佛山市打造“陶瓷之都”的方式就是在佛山设立全球陶瓷总部基地。
　　记者在不久前举办的第十二届佛山国际陶瓷展览会上看到了这个全球总部基地的模型。该基地总规划为1000亩,其中第一期400亩已经建成,正处于招商阶段。据现场人员介绍,总部基地主要吸引陶瓷知名品牌企业进驻,该基地不设工厂,主要用于企业进行设计、研发、营销、装备、文化等经营活动。并且,该基地也只租不售,租金为每月35元/平方米,一般每个铺位面积在1000平米左右。据说目前已经有100多家企业入驻。不过,讲解员现场热情的讲解并没有吸引人们过多的关注,整个展台旁边也显得比较冷清。

　　当地陶瓷行业人士对政府建设总部基地的美好前景也表示怀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陶瓷业界人士表示:“现在的陶瓷企业搬走了那么多。我们如何能让企业在佛山进行研发,然后到江西去生产,在江西生产完后,再运回来在佛山做展示,做营销中心？这种可行性大吗？据我所知,很多的陶瓷企业在各自走出去的基地同样设有营销中心。”

　　并非只有佛山的陶瓷企业对于政府推进的总部基地建设难以理解,实际上,这种不理解在所有政府推动产业升级的地方都存在。

　　佛山市外贸局办公室主任李建伟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企业升级是很重要,但是并不容易做到。“新的市场需要时间慢慢培育,没有几年的时间,企业的市场转型根本无法实现,不可能说,美国市场不好了,直接转移到其他国家就可以了”。李建伟认为,政府过度强制企业进行转型是不对的,而且美国市场下滑所带来的影响其他市场很难弥补,提升技术水平同样也不容易。

　　在纺织行业,佛山万兴隆棉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梁顺超认为:“纺织服装企业是不是都必须转移？转移到哪里去？能否通过技术改造留下来？这些问题政府都应该予以明确,才能让企业安下心来发展。”他认为,大部分企业都愿意主动去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节能减排,政府方面在节能减排上不应“一刀切”,而应制定具体的衡量指标,将优秀的企业留下来。

　　佛山电子信息协会秘书长陈伟成也认为,在困难时期,企业首先要考虑的是生存问题,其次才是创新、技术升级,因为做研发确实很难。首先,目前大环境、知识产权侵权的现象很多,资金投入、技术实力等很多方面都制约企业进行创新。尤其是那些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技术创新,风险也很大。单个企业很难进行,小企业就更加困难。只有那些规模比较大,企业的经营发展比较有规划的企业,因为有前期的技术积累,才有能力进行创新转型。

　　据他介绍,目前他们正在探索采取企业联盟的方式,通过企业、政府联合起来共同投入资金、人力等进行研发,取得的成果由这些参与的企业共同分享。不过,他也认为,要成为现实,中间的困难不小。

　　广东东莞某家具公司经理也不太愿意进行产业升级。他告诉记者,他们的优势就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加工能力,他们不具备进行国内营销的经验,且国内营销投资很大,很多门店开出来持续亏损。此外,搞研发并不是想搞就搞,投资过大,对中小企业来说根本不切实际。

　　对于地方政府推动的各种产业升级运动,除了受到影响的企业暗地里表示反对外,一些专家学者近期也表示了关注。

在日前佛山举办的佛山企业家活动日会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对一些地方政府大搞高端服务业、金融服务业的所谓产业升级提出批评。他表示,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应该取决于其生产要素。一个地区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也应该受制于当地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如果在此时大搞高端服务业、金融服务业,必然因需求不足而面临困境”。

　　此外,我国70%的居民仍属于低收入阶层,城市化程度不到50%,工资增长速度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就确定了我国制造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具有成本优势。况且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我国的制造业已经形成专业化、集群化、规模化的优势。如果此时转投经验不足的服务业,是忽略专业化经济规律的愚蠢做法。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日前也表示,广东一些地方政府错误地以为劳动密集的就是低级产业,资本密集的才是高级产业,产业升级就是用行政手段把低级产业逼走,腾出土地给高级产业,殊不知产业升级是指扩大和提升附加值。例如台湾的手机代工商,有大量自主科技和专利,附加值就很高,连美国苹果计算机的i-phone也能做。最近广东出口企业倒闭显示,企业在生产供应链上占的附加值太少,盈利基础薄弱,风浪一来就很易倒下,所以鼓励产业升级的发展方向是对的,但要用扶持而非强制手段推行。

　　深圳综合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地方政府在“腾笼换鸟”进行产业升级时应保持警惕,要注意节奏的把握。如果太快了,可能“笼”是腾出来了,但“鸟”没有来,这样产业升级就是负面的影响大于正面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出现“产业空心化”的危险。

　　他比较欣赏深圳的经验。他认为,深圳最近几年的产业升级比较成功,既形成了中兴通讯(000063,股吧)、华为、比亚迪这样一些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大型制造企业,也出现了一大批创新型的中小企业,企业的结构比较合理。他认为,深圳的成功一方面在于起步早,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深圳市主要采取了服务企业的扶持政策,而非强迫企业进行升级运动。